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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4日 星期一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 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本文原刊於《人籟論辨月刊》,第86期(2011年10月),頁54-59)

作者:陳弱水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

        長年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課存在著獨特的布局:除了一般的國文課本,還有一個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獨立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2006年被取消,改稱《論孟選讀》,成為選修。今(2011)年六月十六日,教育部改弦易轍,決定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雖然號稱必選,實質上是必修,名稱則變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差,反映了政治情勢與政治策略的微妙變化。教育部恢復「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舉引起了不小的批評聲浪。對這件事,我也是站在反對立場的,但就閱覽所及,我的一些看法並未見於已發表的言論中,因而願意略抒己見。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在試圖闡釋教育部措施的涵義,一方面也藉機反思我們文化局勢中的若干深層問題。

        本文要表達的,可以算是一個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所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其實就是四書選本,即使2006年之後改稱《論孟選讀》,其中仍有《大學》和《中庸》的內容。我個人從大學時代以來,即研究中國思想史,直到現在,這還是我最重要的專長,對於四書的性質和意義,具有專業性的了解。再者,由於特殊的機緣,我在八歲和十二歲時各念過一次《論語》,而且剛好是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本,而非全本,至今大部分仍能隨口成誦。四書之中,至少《論語》對我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身內物。這樣一個局內人的批評性意見,應該有值得參考之處。

        作為高中國文課的必修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出現於1962年,2006年取消,主張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四書是經典,經典應該所有人都讀。我並不反對經典的觀念,也不反對基礎教育中有經典的成分。問題是:什麼是經典?四書是什麼樣的經典?


        經典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現象,意思雖然不十分複雜,但也不單純。在中國,「經」的觀念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意思大概是根本文獻,使用很廣,並不限於儒家,連醫書都可叫「經」,《黃帝內經》就是一例。西漢中期以後(約公元前一世紀),儒家思想成為正統,在沒有特定所指的情況下,「經」代表儒家所尊崇的若干特定文籍,這些文獻取得聖典的地位,「經」因此有了神聖的意味。在印度,佛教徒把記錄釋迦牟尼所說的話的文本稱為sūtra(原義是格言集),佛教傳入中國,sūtra被譯為「經」,充分顯露了這個概念的聖典涵義。

        我們今天一般所說的經典或經典教育,其實意思不完全出於中國傳統的「經」。這個概念更多的成分恐怕來自西方──我們活在現代社會,現代文化到底是在歐洲開始形成,而向世界其他地區傳布的,任何現代社會都不免帶有濃厚的從西方輸入的文化成分。西方概念中的scripturecanon,中文都說成「經」或「經典」,classics也常被譯為經典。經典教育理念中的「經典」,來源是canon。這個概念形成於十八世紀的歐洲或稍早,是相對晚近的歷史現象,它有兩個基本涵義。首先,canon指文化傳統中的精華,教育中的必讀作品;其次,canon是世俗性的,它是人文文化的產物,內容可以涉及宗教,但不同於宗教聖典(scripture)具有天啟的來源。經典閱讀原本是西方教育的根本信念,近幾十年來受到挑戰,因為不少人認為,所謂經典,並不是由任何超越的標準所決定的,它基本上是代表極少數人的統治階層的產物,觀點往往狹隘,尤其無法反映現代受教育者的社會背景與文化淵源。這是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但並非本文的要點。

        我在這裡解釋經典教育的意思,是想指出,儘管有支持者如此相信,經典教育並不是企圖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確切理由。現行的國文課已經是經典教育了。國文課本中,至少近代以前的作品,大多數是經典──文化積累中公認的傑出作品。如果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蘇軾的〈赤壁賦〉、黃宗羲的〈原君〉不是經典,什麼才能算經典?退一萬步說,有人若對《論孟選讀》列為選修不滿意(其實教的學校非常多),大可要求把部分內容直接放入國文課本,何須另立一必讀科?何須在經典教育之上另建經典教育?兩層樓的經典教育舉世罕見,說不定是獨一無二,其中顯然另有蹊蹺。在進入這個問題前,我想先談一下四書的性質。

        前面說過,儒家是在西漢取得文化正統的地位,作為聖典的「經」與經學也在此時成立。四書是「經」,有人說它是「經典中的經典」,以之為要求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理由。那麼,四書在儒經中佔有怎樣的位置呢?簡單說,儒家的神聖文本雖然在西漢(公元前一世紀)即已獲得普遍承認,四書是宋代理學大興的產物,要到南宋朱熹(1130-1200)撰著《四書集注》才成立。四書之中,《論語》在西漢即具經典的身分,但思想的重要性要到三國之後才明顯。至於《大學》、《中庸》,本來是《禮記》四十九篇文字中的兩篇,《中庸》到唐代中晚期才在儒學中開始有特殊的地位,《大學》更晚。《孟子》原是子書,到北宋才入列於「經」。四書的確在南宋以後成為儒經的核心,後來更是官定的科舉讀本,到現在還有人相信(至少是宣稱)它的絕對價值。不過,本文已經展現,儒家的「經」形成於西漢,四書則是在南宋,如果四書的價值真是絕對的,亙古不變,何以儒者花了一千三百年的時間才「發現」?原因無他,即使就儒家傳統而言,四書的成立也是個特定的歷史現象,一個特定思想運動的產物,這種人為的建構,很難說是絕對的。

        以上所說,大都是學術思想史上的常識。但教育不是歷史或思想的學術問題,教育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中學生更是在成長中的年輕人,一套文本要以法令規定舉國學子必讀,是很嚴重的事,考慮這個問題,還必須檢討文本內容在教育上的適切性。四書的內容繁多,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也沒有必要在此詳論。以下姑以《大學》、《中庸》為例,表達我的一點看法。

《大學》首章是所有四書選本必有的,該章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然文中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話,但全文的論述是從統治者(包括最高統治者)的角度出發,這也是通貫《大學》的觀點。臺灣的現代社會性格已經成形,所有的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所有成年人都有公民的身分,大家各盡其責,進而服務人群,是這種社會所需要的基本倫理觀。依此,《大學》的觀點是否適合當前的基礎教育呢?再談《大學》修身一章。該章的意思只有一點:修身之本在正心。以個人之見,講修養忽略實際可見的行為,而強調看不見、摸不著、難以證實、易於隱藏的心,是近世中國道德觀的偏頗之處。《大學》所言是否也值得檢討?又如《中庸》哀公問政章說,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這種說法以先秦的環境來說,或許無可厚非,但放在我們身處的社會,是不是過於飄渺而有反教育之嫌?

四書中不少內容具有超時代的價值,毋庸置疑,但其中受限於言說者的歷史處境乃至原則上可商榷者,也斑斑可見,從實際教育的立場來看,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單獨立科?原因到底何在呢?個人以為,有一點原因是:信仰。四書雖然在孔子身後將近一千七百年才取得核心的經典地位,但有人相信,這個地位不可更易。這樣的「經」,已經不是經典教育所談的「經典」了,而近乎宗教性的聖典。簡單說,半世紀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教育中涵藏著兩種經典,一種是文化中的傑作(國文課本),一種是具有聖典性質的四書。這是雙層國文教育的主要來由。於是,我們的問題變成:把特定的信念體系埋藏在基礎教育中,合理嗎?

        臺灣高中的聖典教育還有另一層隱蔽性:它並沒有四書之名,而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個名稱其實和「經」是相矛盾的。至少就原則而言,「經」應該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歷經百世而不易,這種普遍性,就如《中庸》所說:「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即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怎麼變成只是一國的真理了?就我的初步考察,「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名在1950年代即已出現,1962年訂為高中教材。什麼人訂此名?為何訂此名?尚不得而知。不過,從近代中國的心態演變看來,這個名稱的出現並不令人驚訝。十九世紀中晚期以後,西方文化東來,取得絕對優勢,中國的地位與自信一落千丈,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了一種對應此情勢的潮流,或可稱為「中國文化」建構運動。這個潮流的一個特點是,許多人把他們相信的事物和觀念,以「中國文化」為名,界定為自家的寶藏,以此衛護其價值,也以此建立民族主義的內涵。四書改稱「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雖然發生在戰後臺灣,無疑是這一潮流的邏輯產物。在那個時候,聖經賢傳早就失去了現實的意義,沒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中國文化」則有很強的正當性。

        在我個人看來,類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代表了一個很有問題的觀念,我稱此為「文化本質主義」(英文可叫cultural essentialism)。中國文化這個詞語,照道理,應該是指:自從中國這個群體形成以來,其中所有的人關於價值和意義的經驗之總合。但文化本質主義不重視人們的實際經驗,文化只能被歸結於本質性的幾個點。中國所在的歐亞大陸東端,長久以來是人類密集居住之處,一切估計顯示,從公元紀年之初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一直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到三分之一弱。如果遵循「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意念,過去兩千年四分之一以上人類的文化是非常單薄的,它有特定的核心,這個核心只能由四份篇幅不長的文本所代表。這既不符合事實,就價值而言,也是對於異已觀念的排斥與邊緣化。

        除了儒教(特別是理學)的信仰以及文化本質主義,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為獨立科目背後的另一個力量顯然是中華民族主義,至少是文化民族主義。有人相信,年輕人如果接觸中國文化的精粹,有助於形成或強化他們的中國認同。這個因素恐怕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編製之初就已存在,現在就更強烈了。由於看出這個因素的人很多,這裡就不多說了。

        總結本文的要點,個人以為,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要求,涵藏了某種宗教性的信仰因素。在宋代以下的中國,這套信念藉著科舉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管道,滲透人心,成為絕對的正統思想,多少已是勝之不武。在當前的自由體制中,更有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嫌疑。至於文化本質主義,容易導致對人文多樣性和實際生活經驗的忽視,對於文化的生機與創造,也是弊多於利。

        從正面表述我的看法,我並不反對在基礎教育中閱讀《論語》、《孟子》的篇章,但應該置於一般的課本,四書不宜獨立成科,也不應再掛「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名。國文課本內容的編選,視野可則更開闊,也應再多一些現代和當代的作品。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                                                                                                   

2 則留言:

  1. 這篇寫得好,相當中肯。真正的思想和哲學教育,無論中西,絕對不是用目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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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先生的文章實在難以令人苟同,因為陳先生的論點自欺欺人。

    漢人佔臺澎金馬人口95%以上,漢人自我瞭解先輩近2000年的文化核心思想無可厚非,與中國的人口佔世界的多寡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且,陳先生受了這些「容易導致對人文多樣性和實際生活經驗的忽視,對於文化的生機與創造,也是弊多於利。」的四書教育,也沒有導致思想僵化,以致讀不了外國的博士。以陳先生的國學功底,應知民國初年以來的學術大家如陳寅恪、王國維、胡適等從小接受私塾教育,成年後接觸西學不但毫無困難,反而因漢學的深厚功底而能與西學互參,將西學這股活力的泉源引入漢學。

    因此,「有人相信,年輕人如果接觸中國文化的精粹,有助於形成或強化他們的中國認同。」這句話應該請陳先生自問,「有人」是否是陳先生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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