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 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本文原刊於《人籟論辨月刊》，第86期（2011年10月），頁54-59）

作者：陳弱水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

        長年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課存在著獨特的布局：除了一般的國文課本，還有一個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獨立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2006年被取消，改稱《論孟選讀》，成為選修。今（2011）年六月十六日，教育部改弦易轍，決定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雖然號稱必選，實質上是必修，名稱則變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差，反映了政治情勢與政治策略的微妙變化。教育部恢復「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舉引起了不小的批評聲浪。對這件事，我也是站在反對立場的，但就閱覽所及，我的一些看法並未見於已發表的言論中，因而願意略抒己見。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在試圖闡釋教育部措施的涵義，一方面也藉機反思我們文化局勢中的若干深層問題。

        本文要表達的，可以算是一個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所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其實就是四書選本，即使2006年之後改稱《論孟選讀》，其中仍有《大學》和《中庸》的內容。我個人從大學時代以來，即研究中國思想史，直到現在，這還是我最重要的專長，對於四書的性質和意義，具有專業性的了解。再者，由於特殊的機緣，我在八歲和十二歲時各念過一次《論語》，而且剛好是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本，而非全本，至今大部分仍能隨口成誦。四書之中，至少《論語》對我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身內物。這樣一個局內人的批評性意見，應該有值得參考之處。

        作為高中國文課的必修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出現於1962年，2006年取消，主張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四書是經典，經典應該所有人都讀。我並不反對經典的觀念，也不反對基礎教育中有經典的成分。問題是：什麼是經典？四書是什麼樣的經典？

        經典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現象，意思雖然不十分複雜，但也不單純。在中國，「經」的觀念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意思大概是根本文獻，使用很廣，並不限於儒家，連醫書都可叫「經」，《黃帝內經》就是一例。西漢中期以後（約公元前一世紀），儒家思想成為正統，在沒有特定所指的情況下，「經」代表儒家所尊崇的若干特定文籍，這些文獻取得聖典的地位，「經」因此有了神聖的意味。在印度，佛教徒把記錄釋迦牟尼所說的話的文本稱為sūtra（原義是格言集），佛教傳入中國，sūtra被譯為「經」，充分顯露了這個概念的聖典涵義。

        我們今天一般所說的經典或經典教育，其實意思不完全出於中國傳統的「經」。這個概念更多的成分恐怕來自西方──我們活在現代社會，現代文化到底是在歐洲開始形成，而向世界其他地區傳布的，任何現代社會都不免帶有濃厚的從西方輸入的文化成分。西方概念中的scripture和canon，中文都說成「經」或「經典」，classics也常被譯為經典。經典教育理念中的「經典」，來源是canon。這個概念形成於十八世紀的歐洲或稍早，是相對晚近的歷史現象，它有兩個基本涵義。首先，canon指文化傳統中的精華，教育中的必讀作品；其次，canon是世俗性的，它是人文文化的產物，內容可以涉及宗教，但不同於宗教聖典（scripture）具有天啟的來源。經典閱讀原本是西方教育的根本信念，近幾十年來受到挑戰，因為不少人認為，所謂經典，並不是由任何超越的標準所決定的，它基本上是代表極少數人的統治階層的產物，觀點往往狹隘，尤其無法反映現代受教育者的社會背景與文化淵源。這是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但並非本文的要點。

        我在這裡解釋經典教育的意思，是想指出，儘管有支持者如此相信，經典教育並不是企圖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確切理由。現行的國文課已經是經典教育了。國文課本中，至少近代以前的作品，大多數是經典──文化積累中公認的傑出作品。如果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蘇軾的〈赤壁賦〉、黃宗羲的〈原君〉不是經典，什麼才能算經典？退一萬步說，有人若對《論孟選讀》列為選修不滿意（其實教的學校非常多），大可要求把部分內容直接放入國文課本，何須另立一必讀科？何須在經典教育之上另建經典教育？兩層樓的經典教育舉世罕見，說不定是獨一無二，其中顯然另有蹊蹺。在進入這個問題前，我想先談一下四書的性質。

        前面說過，儒家是在西漢取得文化正統的地位，作為聖典的「經」與經學也在此時成立。四書是「經」，有人說它是「經典中的經典」，以之為要求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理由。那麼，四書在儒經中佔有怎樣的位置呢？簡單說，儒家的神聖文本雖然在西漢（公元前一世紀）即已獲得普遍承認，四書是宋代理學大興的產物，要到南宋朱熹（1130-1200）撰著《四書集注》才成立。四書之中，《論語》在西漢即具經典的身分，但思想的重要性要到三國之後才明顯。至於《大學》、《中庸》，本來是《禮記》四十九篇文字中的兩篇，《中庸》到唐代中晚期才在儒學中開始有特殊的地位，《大學》更晚。《孟子》原是子書，到北宋才入列於「經」。四書的確在南宋以後成為儒經的核心，後來更是官定的科舉讀本，到現在還有人相信（至少是宣稱）它的絕對價值。不過，本文已經展現，儒家的「經」形成於西漢，四書則是在南宋，如果四書的價值真是絕對的，亙古不變，何以儒者花了一千三百年的時間才「發現」？原因無他，即使就儒家傳統而言，四書的成立也是個特定的歷史現象，一個特定思想運動的產物，這種人為的建構，很難說是絕對的。

        以上所說，大都是學術思想史上的常識。但教育不是歷史或思想的學術問題，教育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中學生更是在成長中的年輕人，一套文本要以法令規定舉國學子必讀，是很嚴重的事，考慮這個問題，還必須檢討文本內容在教育上的適切性。四書的內容繁多，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也沒有必要在此詳論。以下姑以《大學》、《中庸》為例，表達我的一點看法。

《大學》首章是所有四書選本必有的，該章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然文中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話，但全文的論述是從統治者（包括最高統治者）的角度出發，這也是通貫《大學》的觀點。臺灣的現代社會性格已經成形，所有的人都是社會的參與者，所有成年人都有公民的身分，大家各盡其責，進而服務人群，是這種社會所需要的基本倫理觀。依此，《大學》的觀點是否適合當前的基礎教育呢？再談《大學》修身一章。該章的意思只有一點：修身之本在正心。以個人之見，講修養忽略實際可見的行為，而強調看不見、摸不著、難以證實、易於隱藏的心，是近世中國道德觀的偏頗之處。《大學》所言是否也值得檢討？又如《中庸》哀公問政章說，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這種說法以先秦的環境來說，或許無可厚非，但放在我們身處的社會，是不是過於飄渺而有反教育之嫌？

四書中不少內容具有超時代的價值，毋庸置疑，但其中受限於言說者的歷史處境乃至原則上可商榷者，也斑斑可見，從實際教育的立場來看，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單獨立科？原因到底何在呢？個人以為，有一點原因是：信仰。四書雖然在孔子身後將近一千七百年才取得核心的經典地位，但有人相信，這個地位不可更易。這樣的「經」，已經不是經典教育所談的「經典」了，而近乎宗教性的聖典。簡單說，半世紀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教育中涵藏著兩種經典，一種是文化中的傑作（國文課本），一種是具有聖典性質的四書。這是雙層國文教育的主要來由。於是，我們的問題變成：把特定的信念體系埋藏在基礎教育中，合理嗎？

        臺灣高中的聖典教育還有另一層隱蔽性：它並沒有四書之名，而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個名稱其實和「經」是相矛盾的。至少就原則而言，「經」應該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歷經百世而不易，這種普遍性，就如《中庸》所說：「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即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怎麼變成只是一國的真理了？就我的初步考察，「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名在1950年代即已出現，1962年訂為高中教材。什麼人訂此名？為何訂此名？尚不得而知。不過，從近代中國的心態演變看來，這個名稱的出現並不令人驚訝。十九世紀中晚期以後，西方文化東來，取得絕對優勢，中國的地位與自信一落千丈，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了一種對應此情勢的潮流，或可稱為「中國文化」建構運動。這個潮流的一個特點是，許多人把他們相信的事物和觀念，以「中國文化」為名，界定為自家的寶藏，以此衛護其價值，也以此建立民族主義的內涵。四書改稱「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雖然發生在戰後臺灣，無疑是這一潮流的邏輯產物。在那個時候，聖經賢傳早就失去了現實的意義，沒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中國文化」則有很強的正當性。

        在我個人看來，類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代表了一個很有問題的觀念，我稱此為「文化本質主義」（英文可叫cultural essentialism）。中國文化這個詞語，照道理，應該是指：自從中國這個群體形成以來，其中所有的人關於價值和意義的經驗之總合。但文化本質主義不重視人們的實際經驗，文化只能被歸結於本質性的幾個點。中國所在的歐亞大陸東端，長久以來是人類密集居住之處，一切估計顯示，從公元紀年之初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一直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到三分之一弱。如果遵循「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意念，過去兩千年四分之一以上人類的文化是非常單薄的，它有特定的核心，這個核心只能由四份篇幅不長的文本所代表。這既不符合事實，就價值而言，也是對於異已觀念的排斥與邊緣化。

        除了儒教（特別是理學）的信仰以及文化本質主義，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為獨立科目背後的另一個力量顯然是中華民族主義，至少是文化民族主義。有人相信，年輕人如果接觸中國文化的精粹，有助於形成或強化他們的中國認同。這個因素恐怕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編製之初就已存在，現在就更強烈了。由於看出這個因素的人很多，這裡就不多說了。

        總結本文的要點，個人以為，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要求，涵藏了某種宗教性的信仰因素。在宋代以下的中國，這套信念藉著科舉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管道，滲透人心，成為絕對的正統思想，多少已是勝之不武。在當前的自由體制中，更有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嫌疑。至於文化本質主義，容易導致對人文多樣性和實際生活經驗的忽視，對於文化的生機與創造，也是弊多於利。

        從正面表述我的看法，我並不反對在基礎教育中閱讀《論語》、《孟子》的篇章，但應該置於一般的課本，四書不宜獨立成科，也不應再掛「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名。國文課本內容的編選，視野可則更開闊，也應再多一些現代和當代的作品。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