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歷史教育大復辟？ －－ 高中九八歷史課綱爭議

轉載清大學生刊物《基進筆記》

一縷幽靈在台灣歷史教育的上空遊蕩 ──國族主義的幽靈。

今年（2010）二月中，身兼台大歷史系教授、98課綱歷史科修訂小組委員的周婉窈老師，在《南方電子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下簡稱「周文」）的長文。文中自述2009年間於教育部「98課綱歷史科修訂小組」內的工作經驗，針對台灣史課綱修訂過程，指出諸多疑似馬政府主導修訂過程的鑿痕，並據此提出「威權時代歷史教育復辟」的隱憂。文章發表後，在網路上被大量轉貼、轉寄，主流平面、電子媒體也跟進報導。教育部則在輿論關注下，於三月初做出回覆。

本文將重述周文中的質疑，並將重點放在「意識型態與教科書」這個命題上，為讀者整理民國88年以來「台灣史」歷史教科書爭議。同時，我們訪問到古明君、吳介民兩位社會所老師，請他們就社會學角度剖析本次事件背後的社會脈絡。

「周文」的質疑

究竟是什麼樣的爭議，以致輿論譁然？

首先，在修訂課綱程序上，周文指出，其實2009年度的「98課綱歷史課程修訂小組」本身是根本是沒有正當性的。因為98課綱照理已全數審訂完畢，行將實施。其中國文課程經民間團體抗議，因爭議較大而暫時擱置；與此同時，未曾遭到任何質疑的歷史課程卻也因不明原因被「連帶擱置」。接著，在小組成員的構成上，周文提到小組召集人曾向她表示教育部有「指定人選」的要求，最後，十五位委員中共有三名是「部派」人選。而召集人表示，這種「部派人選」的情況，自開始修訂課綱以來，還從來不曾遇過。

會議正式進行時，幾位委員主張98課綱已審訂通過，本次修訂小組在沒有正當性的（原課綱未遭質疑，卻被擱置）情況下，應以既定課綱內容為主，作小幅度修改即可。否則有違程序正義。但被周文暗指為「部派」人選的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則從一開始便痛罵，「95、98課綱將台灣史從中國史獨立出來，是搞『去中國化』！」、「新政府上台就是要『撥亂反正』！」，因而主張課綱的大幅度修改。

此後，課綱討論版本共分為甲（王曉波等人）、乙、丙（周婉窈等人）三案。經過長時間的溝通、斡旋。周婉窈等人支持的「丙案修正案」曾獲得表決通過。但後又因王曉波等人強力「翻案」，使得最終會議結果是甲、丙兩案並陳，交由下年度的課綱小組決議。但下年度的委員中，支持甲案的委員全數延聘、支持丙案的委員卻全數遭撤換。

而針對甲案所提出的課綱，周教授提出若甲案通過後六個「最壞的可能」：

1. 臺灣史再度放回中國史中，也就像88課綱那樣，臺灣被當成是中國的地方史來教。

2. 臺灣史即使仍維持一學期，很可能變成某些委員想要的「兩岸友好關係史」，灌輸一些沒有歷史根據的民族主義論述。（若然，我敢打賭，「夷洲」、「流求」又會出現在教科書，只是他們不會告訴學生，「夷洲」、「流求」在何處沒有定論；如果硬要說是臺灣，那可是兩岸關係交惡史啊！我想，我們現在的青少年應該沒那麼笨吧。）

3. 中國史兩學期，整體而言，內容是落伍的中國民族主義教育，不顧三、 四十年來海內外的研究成果。

4. 中共歷史，不教中共立國以來的政治運動，具體來說，不教反右、大躍

進、文革、六四，只教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

5. 如果臺灣史維持一學期，那麼世界史也將只有一學期，內容不詳。萎縮

的世界史教育如何培養具有「國際觀」的公民？何況我們現在的世界史比

以前進步很多，包括非洲、中南美、東亞和東南亞。[[1]]

什麼是「九八課綱」？

首先，讓我們回溯一下高中歷史課綱的轉變。

一直以來，教科書是由國立編譯館（以下簡稱國編館）編纂，後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五（1996）年起開始開放國小教科書，民國八十八年開放民間編輯高中教科書，與此相成的就是所謂「88課綱」，國編館則轉為召開各科課綱委員會擬訂課綱，作為業者編寫教科書的依據，因此課綱內容對教科書的架構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88課綱的歷史課程以中國史為主軸，從中國的歷史起源談到清朝中後期，才談到臺灣歷史的部分；後為因應社會局勢的改變，進一步出現修訂課綱的聲浪。

在98正式課程綱要實施前，試行三年「95高中課程暫行綱要」。對於「95暫綱」的修訂，儘管歷史科課綱修訂小組召集人張元教授，已極力採取中間客觀路線，盡量避免意識型態爭議在教材上發酵，但他所主張將台灣史獨立為一冊，並安排在高一上學期課程中的新課綱，仍造成兩極評價：泛綠立委大聲叫好，泛藍立委則是大聲撻伐，當時（2003年）親民黨立委李慶華、李慶安兄妹為抨擊課綱修訂的主要發聲者。也因為這樣的爭議糾葛，導致張元教授執意請辭委員，新課綱修訂也歷經政黨輪替後的教育政策改調延宕至今。[[2]]

「教科書政治」的社會脈絡

98歷史課綱最大的爭議點，在於不同意識型態對台灣史的不同解讀。在這裡，我們要指出，這個爭議並非單一事件。它同時也是 1990年代開始的教育改革過程中，不斷於歷史、國文科上演的紛爭。一方代表大中國史觀，另一方則強調台灣主體性及更多元和開放的態度，兩造意識型態的對抗、拉鋸，甚至成為台灣政治發展最核心和紛擾的議題。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初，在第一代外省人的想像中，臺灣自古即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教育方針也以「大中國觀點」為中心。1970年代以前，臺灣社會對於此史觀沒有太大異議，1970年代後，反威權的一派指責政治不民主，也抨擊大中國史觀忽略臺灣的文化和歷史記憶，「臺灣主體意識」逐漸備受重視，1980年代後期開始，國家體制不斷轉型，臺灣意識也越普遍，逐漸用新的視角解讀歷史及歷史中不同統治者的定位。[[3]]

對信奉臺灣意識的人來說，比起緬懷從未到過的長江和西湖，在大中國史觀教育下的學生，反而不知道自己身邊事物的歷史，為革弊這種現象，本土化是基本訴求。與臺灣意識相對，對持大中國觀點的人來說，高呼台灣主體意識無異於高呼臺灣獨立，「去中國化」、「本土化」等於是將屬於「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抹殺，也意圖將「臺灣與中國是一體的」的族群認同切割。

在這兩種意識的衝突之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就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從「日據」到「日治」

這種意識型態的鬥爭是如何呈現在課文當中？

在此舉幾個例子，像是，你會發現近幾年受新歷史課綱教育的學生，都習慣跟著課本的用詞，稱日本殖民時期為「日治」時代，而有別於舊課綱的「日據」時代；同時，新課綱的課本中也開始使用「戰後」這類中性用詞，來取代中華民國對臺灣的「光復」。看似不起眼的差異背後，其實有著兩套截然不同的史觀，「日據」、「光復」當然代表「大中國史觀」──臺灣本來就一直是屬於「中國」的，只是暫時被日本人「盤據」而已，如今從日本人手上拿回來，當然是「收復」失土。而新課綱所採取的中性用詞，則試圖顛覆這種「理所當然」的史觀。

日本殖民時期相關的爭議，同時也是本次98課綱修訂過程中的焦點。舉例如「台灣的文化變遷」一節，王曉波甲案提出的文化變遷分期是「恢復中國化、台灣特殊化、國際化」，而周婉窈主張的丙案修正案則是：「中國化、本土化、全球化」。「恢復」中國化，同樣意味著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但，主張台灣民族主義萌芽於日治時期的學者，如吳叡人[[4]]則指出，1895年台灣便已被日本殖民，而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則是在1895年之後、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情境下才被形塑出來，進而衍生出「現代中國」的想像。與此同時，台灣人民在與中國全然不同的處境下，逐漸形塑出台灣民族主義。意即，台灣在日治前後，所面對的「中國」（清帝國／具中國民族主義的中華民國）其實是非常不同的兩個概念，如此一來，我們真能稱這段歷程是「恢復」中國化嗎？

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

在此，讓我們暫且借用一些概念，以助於理解眼前的現象。

「任何一個階級若不同時對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並在其中行使其文化霸權，就不能長期掌握國家權力！」關於意識型態與教育，法國馬派社會學家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曾經如是警惕[[5]]。這裡所謂的「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是相對於「鎮壓性國家機器」（含監獄、軍隊、警察……等）的概念，包括教會、媒體、教育等部門。國家通常透過這套體系，灌輸人民與掌握「國家權力」的集團相同的價值觀，以利於該集團長期掌握國家權力。

此外，學界對教科書傳達的內容尚有各種深入看法，如北教大黃嘉雄教授認為「教科書是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材料，深深影響教與學的內容；它更是政治價值傳輸的核心管道，銘刻了權力分配與社會控制的痕跡」（2000，〈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制度的現況與展望〉），美國社會學家艾波（M. Apple）則認為可從教科書中分析「誰的知識和文化觀點被合法化，誰的文化資本被列入，其它人的知識和文化被排除」。

在臺灣歷史教科書爭議中，我們也可將阿圖塞話中的「階級」暫時代換為「族群」。王甫昌[[6]]在探討民國八十八年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教科書爭議背後的社會脈絡時，指出，由於抱持「與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立場的兩方，都認為自身政治主張的正當性來自於歷史事實的自然推演。而歷史事實只能有一個。所以，為了維繫／奪取「國家權力」，一場歷史詮釋權的爭奪戰必然展開。學校教育作為「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的一環，自然成為重要戰場。

教授觀點：文化政治、中國因素

針對這個題目，我們訪問了吳介民、古明君兩位社會所教授。請他們以社會學角度，對本次歷史教科書事件背後的社會脈絡做分析。

古明君老師在訪談的一開始，便拿出最近在讀的《巨流河》，指出齊邦媛描寫她在1970年代擔任國文科課綱委員的經驗的段落。那時的課文多明顯承載黨國意識型態，齊教授則大量將台灣現代文學置換進教科書中。這樣的變革在當時非常困難，最終只有靠齊教授一一私下拜託立委，才完成課綱的變革。「最近剛好看到，作為一個對照，我覺得蠻有趣的！」古明君老師說。

她認為，關於教科書爭議，應該放在解嚴後整體社會往多元文化政治的發展脈絡下觀察。一般而言，教科書本身扮演了兩個相衝突的角色，一是它作為民主社會「公共領域」的一環，應是各種價值可以對話、討論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教科書在長久的威權教育中，一直扮演著宣揚、灌輸某種意識型態的角色。而這種宣揚、灌輸背後的條件，則包括義務教育制度、及教育與考試制度的結合。

她說，我們可以觀察到，解嚴後許多公共領域都逐漸被拓展出來，如報紙、電子媒體……等。但「教育」層面，卻因為執政黨長期運用各種機制，使教科書的編寫與政權意識型態無法切割，整個再生產機制非常穩固。以至於，雖然現在的狀況是比齊邦媛那年代好得多了──課綱已經是個「公共」議題，不用再「私下」拜訪立委解決。但，「只要這個歷史殘留一直存在，我們就不可能天真地說它已經是個可溝通的公共領域！」古明君老師舉例，像是許多高中老師會針對課本的中國史、台灣史比例提出「不好教」的質疑，而「好不好教」的判準其實是依附考試制度而生。在實務考量下，教科書如何作為一個「公共領域」角色的討論，於是被簡化到「好不好教」、「好不好準備」、「好不好考」的技術性問題上。許多歷史智性能力、提問能力的培養與訓練，也通常被連帶犧牲。

關於教課書的社會脈絡，吳介民老師從他近幾年所提出的「中國因素」這個概念談起。在冷戰時期，台灣教科書雖以教授中國歷史、地理為主體，但當時所教授的並非「正在真實發生的中國」，而是一個緬懷、倒退、甚至封閉式的中國意象；同時，這樣的教育也讓絕大部分學生對台灣本土事務、周遭社會毫無認知。直到1980年代末期兩岸恢復往來後，抽象的「中國」想像，開始轉化為具體的「中國因素」，影響著台灣社會；教育界對台灣本土歷史、地理的教育與研究才開始蓬勃發展。[[7]]

「中國因素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都是相當負面的！」吳介民老師說。例如熱比婭事件，中國可以威嚇禁止陸客到高雄旅遊，來影響高雄電影節是否播放「疆獨」領袖的記錄片；又如陳雲林事件，治安單位一連串禁止拿國旗、上街抗議的舉動，則無疑是馬政府對民主、人權價值的自我限縮。對此，相對於藍軍相信中國是台灣經濟的救星、為簽ECFA可犧牲民主人權，相對於綠軍仍視中共為一極權、共產政體，過度強調台灣所受到的壓迫。老師在此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我們應該正視中國自極權主義至威權主義政權的轉變；中國的市場經濟使中國富裕，但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等現實。「我的意思是，在做這些批判時，我們應該先從我們自己出發，撥開歷史的迷霧和神話，然後勇敢的、從容的、不卑不亢地去面對中國這樣巨大的存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出發點」，吳介民老師說。

抱持著這樣面對中國的態度。老師對教科書所抱持的立場，就是：如實地認識台灣、也如實地認識中國。而今看了周婉窈教授的文章，老師感到擔心，以泛藍為主的學者的意識型態，他們很可能會維持：既不認識台灣，而即使增加認識中國的部分，學生所認識的也不會是真實、現正運作的中國，回到原本的老路子去。

課綱修訂的後續發展

98 課綱歷史科的修訂過程目前還尚未結束。根據周婉窈老師文末所述，2010年的課程小組已經組成，原支持甲案的委員皆被延聘，而支持丙案的委員，除周婉窈教授請辭外，另兩位則在未被徵詢意見的狀況下遭到撤換。本次會期只到六月三十日，且教育部附上「預定進度甘梯圖」，按照此表，四月中旬以前小組就要初步完成「歷史科課程綱要內容（草案）」，四月中旬辦理「全國分區公聽會」。

本專題大致整理了歷史課綱爭議的歷史脈絡，並透過相關理論，理解雙方以教科書作為戰場的必然。透過教授訪問，我們則試圖探問教科書遲遲難以成為可溝通的公共領域原因；並且，互相提醒，活在當下的我們選擇如何面對「中國因素」、對中國懷抱怎樣的想像，是與我們教科書所選擇的史觀息息相關。反之，教科書凝塑出怎樣的集體記憶，也將影響我們的生活樣式、及國家未來的走向。這樣的議題應該被關注、討論應該被開啟。在此邀請讀者回函參與我們的討論，我們將全文刊出（在紙本／或在網路平台上）、並做回應。

[1] 2010-02-08 23:17:00/ 魯邦公益電子報 報主:南方電子報 http://enews.url.com.tw/south/56491

[2] 〈課程綱要 仍有爭議 張元鬆口：明代以後 編回中國史〉，聯合報/A6版/生活，2003/10/16。
〈課程綱要 仍有爭議 高中物理歷史修訂 擬延後實施〉，聯合報/A6版/生活，2003/10/16。

[3]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第八卷第二期，頁154-180，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九十年十二月

[4]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University of Chicaco

[5] Louis Pierre Althusser，〈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列寧和哲學》，杜章智譯，1990，遠流，台北

[6] 同註3。

[7] 參見吳介民，2009，〈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第11期，頁14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