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人籟論辨月刊》,第86期(2011年10月),頁54-59)
作者:陳弱水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
長年以來,臺灣的高中國文課存在著獨特的布局:除了一般的國文課本,還有一個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獨立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2006年被取消,改稱《論孟選讀》,成為選修。今(2011)年六月十六日,教育部改弦易轍,決定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雖然號稱必選,實質上是必修,名稱則變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一字之差,反映了政治情勢與政治策略的微妙變化。教育部恢復「中國(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舉引起了不小的批評聲浪。對這件事,我也是站在反對立場的,但就閱覽所及,我的一些看法並未見於已發表的言論中,因而願意略抒己見。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在試圖闡釋教育部措施的涵義,一方面也藉機反思我們文化局勢中的若干深層問題。
本文要表達的,可以算是一個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所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其實就是四書選本,即使2006年之後改稱《論孟選讀》,其中仍有《大學》和《中庸》的內容。我個人從大學時代以來,即研究中國思想史,直到現在,這還是我最重要的專長,對於四書的性質和意義,具有專業性的了解。再者,由於特殊的機緣,我在八歲和十二歲時各念過一次《論語》,而且剛好是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本,而非全本,至今大部分仍能隨口成誦。四書之中,至少《論語》對我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身內物。這樣一個局內人的批評性意見,應該有值得參考之處。
作為高中國文課的必修科目,「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出現於1962年,2006年取消,主張恢復「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說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四書是經典,經典應該所有人都讀。我並不反對經典的觀念,也不反對基礎教育中有經典的成分。問題是:什麼是經典?四書是什麼樣的經典?